臺北市文山區公所

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的臺北文獻季刊，莊金德先生探討新併六區沿革，文中說設木柵以禦番；七十年編印的臺北市發展史，黃得時先生在疆域沿革一章中也說：「木柵即往昔在此地設柵禦番因以名。」

民國二十七年（日本昭和十三年）日人安倍明儀所輯印的「臺灣地名研究」，對地名曾 加以歸類，把木柵歸入「防蕃建築物」類，又在木柵地名下註為「防蕃設備」；民國六十九年，今人洪敏麟先生編著的「臺灣舊地名沿革」，在「防禦設施與界牌」地名類中列有「木柵」，並解釋說：「是往昔禦番設施之一……。」

以上所引地方志書及相關學者著作，均認為木柵設立是為防番、禦番，它的功用已被一致認定，個人願就設立木柵的意義加以探討，敬請指教。

首先，個人以為：木柵的設立，展示了保衛鄉土、堅守不去的決心，並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。孟子梁惠王篇下：「鑿斯池下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。」木柵可在短期內設置完成，雖不如城池的堅固，但在緊急情況下，它有和城池相同的作用，可增加防禦力；另一方面，若不幸被圍攻破，便無處逃避，只有以無比的決心和無畏的毅力，才能免於敗亡。先民開拓的精神和勇氣，我們不應忽視。同時，有了木柵的防護，在安全上多了一層保障，對原墾民有安定的作用，並對勞力的招徠增添了較佳的條件，而有助於開發。

其次，建立木柵只是為了保衛和平而不是為對抗。有把木柵歸入對抗類地名，實在忽略了史實。研究木柵區歷史，有未建柵前番人殺害漢人的紀錄，絕無番人進入柵內互市而被漢人所殺，所以連日本人也衹能說木柵是防番設備。因為漢人文化水準較高，在和平競爭中居於優勢，充滿自信，只有感化番人的理想，絕無殺刃番人的惡念。史記周本紀敘述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為了不願與薰育戎狄攻，戢於岐山，「及他旁國，聞古公仁，以多歸之，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，而營築城郭室屋，而邑別居之。」所謂戎狄之俗，就是流動、攻、掠奪，遠在周朝之前，以耕織為世居的中華文化，早已把它揚棄了；而城廓室屋的安定生活，對番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，所以附近的番人是被木柵內先民所同化的，不是被消滅的。透過互市、交往及通婚，使番漢之間化干戈為玉帛，木柵居於和平橋樑的地位，受益的不僅是漢人而已。

在臺灣，為了防禦番禍，有木柵、土城等村莊，但在大陸，番人早已不存在，仍有防番禍，仍有寨、砦、 圩子，甚至堡一類的村莊，出入只有一、兩個莊門，對於一百多仍至上千的村民，除了防範土匪，平時定有一些不便，但村民絕不會引以為苦，總以住在有規模的村莊為榮，所以，才以「三家村的學究」來嘲笑別人的識見短淺。有柵欄的村好處在那裏呢？它的人口較多，對共同遵守事項，早於生活習慣中養成，只有一個莊門，自然「行不由徑」出入有序，恪守一定範圍，有助於倫理觀念的培育。所以木柵另一道無形防線，有約束守成的永久性作用。

因為早期豎立木柵以後形成木柵村落，「臺灣地名研究」中列舉了三個，即當時的臺北州文山郡新店莊及深坑莊各一個，另一個在高雄州旗山郡內門莊，經過『臺灣舊地名之沿革』作者洪敏麟先生的調查，深坑莊的木柵就在今臺北市木柵區，新店莊的木柵在今臺北縣新店市公崙里大茅埔與雙城里頭城之間，內門莊的木柵在今高雄縣內門鄉三平、木柵、內興三村；洪先生另外發現，今臺南縣東山鄉三榮村的一部分，原也圍有木柵，內門鄉也還有舊木柵和另一處木柵，據以上書刊記載，臺灣早期的木柵，至今仍可查知的有三到六處之多，其他各處都已換了新地名，只有本區仍保留原有地名，並擴而充之，成為直轄市的區名，這應該是本區父老值得引以為榮的地方。（台北文獻/劉曉東）